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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央银行制度建立以来，作为传统货币政策“三大法宝”之一，存款准备金制度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时至今日，主要经济体的存款准备金政策虽仍有差异，但准备金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却趋于一致——货币政策在转为以价格型调控为主后，存款准备金政策在货币政策框架中的地位与作用也趋于弱化，将更多发挥辅助流动性管理、稳定市场利率的作用。相应的，存款准备金政策调整的频率将明显减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政策框架更加简单明了。
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正处于逐步淡化数量目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作用的变革期，过去货币政策操作中频繁亮相的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或将逐渐“低调”。特别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最新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以专栏形式提到“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引发市场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即将再度迎来改革的猜想。
“巨斧”作用的变迁
存款准备金制度起源于18世纪英国，最初用于保障金融机构的支付清算能力。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其支付清算功能受到质疑，业界发现其对银行信用扩张有影响，便逐渐演变为货币政策工具。央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进而影响货币信贷总量。
存款准备金政策素有“巨斧”之称，因其对货币供应量影响较大，各国央行通常谨慎使用。不过，万事并不绝对。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张晓慧曾表示，这种说法主要是针对流动性偏紧状态而言的。
相较之下，2003年后我国面临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外汇大量流入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创新性地运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深度“冻结”过剩的流动性。自2003年9月首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2011年6月末，中国人民银行共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32次，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从6%提升至20.1%。
2013年后，随着国际收支趋向均衡，外汇占款供给的流动性明显减少，中国人民银行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解冻”长期流动性，先后29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从20.1%降至6.6%。
随着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更多转向价格型调控，业内普遍认为，未来，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也将转型。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曾在2016年刊文指出，未来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作用之一是为价格型调控提供稳定的货币环境。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价格型调控框架下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以可预见的法定准备金来维护货币市场稳定，同时配合其他政策工具引导稳定市场利率。
中国银行研究院中国金融团队主管李佩珈还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支付市场的日益成熟，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效果和精确性逐渐减弱，未来可继续推动存款准备金制度由流动性管理工具向逆周期缓冲工具转型。
突破5%隐形下限为时尚早？
目前，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包括大、中、小型银行三档，分别为8%、6%和5%，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6.6%。其中，小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在2021年已降至5%，此后历次降准小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均未调整，因此也被外界解读为“5%是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隐形下限”。
然而，正如中国人民银行所说，“通过存款准备金调节长期流动性的实践可以看出，存款准备金率水平并没有绝对的高低和优劣”，5%也并非不可突破。
光大证券（维权）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对记者表示，隐性下限的存在保障了人民银行在流动性调节方面的主动权，但5%这个数值也不是绝对不能突破的，特别是在货币信贷增长已由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的当前，中国人民银行在大多数时段中都是在充分满足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此外也可以通过不续作逆回购和MLF等工具回收流动性。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存款准备金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如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维持在1%左右，相较之下，当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并不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处处长李宏瑾曾撰文指出，我国对一般存款都要求统一缴存法定准备金，不设存款免缴额且不允许使用库存现金抵扣，因此银行实际承担的准备金税负担仍然较高。
偏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会有诸多不利影响。李佩珈表示，偏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存贷利差形成挤压，加大金融机构不必要的成本，进而对潜在金融稳定性产生影响。
“从长远看，降准的空间是有限的。未来在必要时可以适度降低隐性下限，也可通过优化准备金缴存制度等方式，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变的背景下释放流动性。”张旭称，不过，现在谈及这些还为时尚早。当前金融机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距离5%仍有一段距离。而且，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工具日趋成熟，未来其可以替代降准成为向金融市场主动供给长期流动性的主要工具。
从中短期的角度看，不少分析认为，降准仍有必要且有空间。李佩珈认为，2024年末，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为1.1%，降至历史低位水平，这固然是支付清算效率提高带来的流动性备付需求的降低，但也意味着银行已将资产运用至极限水平，进一步大幅下调或将影响流动性支付能力。当前我国处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降准有空间也有必要。
对于如何调降存款准备金率，兴业研究最新研报建议，一方面，可进行结构性降准，更大幅度下调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缩窄第一档与第二档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的差异；对大型银行定向降准有助于优化大型银行负债结构、配合国有大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另一方面，适当放宽当前5%的存款准备金率底线，下调第三档银行准备金率的水平，使小型银行能够直接从降准中获得中长期流动性，增强小型银行资金实力。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则建议，由于中小银行流动性供给渠道相对有限，短期内可试点将中小银行下限从5%降至3%，观察对流动性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再逐步推广至全行业。
改革存款准备金付息制度
存款准备金制度虽被看作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总量，但因中国人民银行目前仍向金融机构支付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利息，二者利率水平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央行的政策取向。
目前，存款类金融机构享受到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水平与其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结果挂钩，超额准备金利率则统一为0.35%。总体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利率水平要高于超额准备金，以引导金融机构优先满足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
近年来，学界对改革准备金付息制度的研究颇多。记者查阅中国人民银行系统人士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显示，有的建议降低甚至取消超额准备金利率；有的建议逐步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至活期存款利率水平，采用扩大金融机构存款准备资产范围等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补偿；也有建议要强化准备金利率与政策利率挂钩，使准备金利率更具弹性，发挥调控作用。
其中，对于超额准备金利率应如何调整，张旭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可以增加商业银行持有超储的机会成本，引导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所以，在超储率过高时降低超额准备金利率是有益的。但是，当前超储率并不算高，甚至去年四季度末降至了1.1%的低点，此时降低超储利率并无太大的必要。
“另外，超储利率是我国利率走廊的下廊。目前我国利率走廊的宽度比较大，降低超储利率将进一步扩大其宽度，这可能与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方向有所偏离。”张旭称。
李佩珈也不赞成超额准备金利率过低甚至降为零。“如果超额准备金利率降至0，意味着央行利率走廊下降被打破，资金或将从传统存款产品中流出，涌入股市、债市等金融市场，不仅加大金融市场波动性，也使得本国货币吸引力下降，加大资金外流压力。”
完善准备金管理方式
从存款准备金日常管理的角度看，近年来我国存款准备金管理最显著的一项变革，就是在2015年至2016年间分两步将存款准备金的考核方式由时点法改为平均法，此举利于减少考核时点金融机构的存款波动，平滑货币市场波动。不过，存款准备金管理仍有诸多可改进的空间。
中国人民银行原长春中心支行杨春雪曾在2021年就撰文提出，目前，我国主要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率、实施定向降准等方式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对考核方式、基数范围等调整较少，准备金管理内容相对局限。建议结合国内经济金融情况，灵活使用时差和无时差存款准备金考核方式，适时调整付息范围和利率，合理确定缴存基数范围等。
在优化考核方式方面，由于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的考核周期为1旬，与国外主要央行的考核周期相比偏短，李佩珈就建议，可探索逆周期动态调整机制，适当延长考核周期。即经济偏冷时，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将考核周期改为季度；反之亦然。对存款规模低于特定门槛的中小金融机构可豁免准备金要求。
多位受访的分析人士还建议，可考虑扩充纳入准备金的资产种类。李佩珈也认为，国债等同于无风险产品，其功能与定期存款类似，甚至由于国债可在回购市场上售出，流动性还高于定期存款，因此将其作为存款准备金计算范围具有良好基础。
张旭认为，目前大多数银行的持仓中并不缺乏用于缴准的中短期国债，所以将中短期国债纳入准备金，本质是隐性地降低准备金率，会相应弱化央行调节流动性的主动权。与“实打实”的降准相比，该政策不具有政策信号作用。
“但将中短期国债纳入准备金范围是值得认真考虑的政策选项，其可以提高商业银行资金使用效率，但宜在未来形势确实需要时稳步推进。”张旭称。
责编：万健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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